ApoB和non-HDL胆固醇预测他汀类药物治疗患者的残余风险优于LDL胆固醇

事实上,每个apoB颗粒中的胆固醇都可致动脉粥样硬化。因此,理论上来讲只评估LDL胆固醇而忽略了剩余apoB颗粒(即富含甘油三酯的脂蛋白)的致动脉粥样硬化潜力是片面的。这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中可能尤其重要,因为在他汀类药物治疗中,LDL胆固醇的降幅相对大于其他含apoB颗粒的胆固醇。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的apoB或non-HDL胆固醇的患者往往仍处于ASCVD事件的高危状态。但从本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纳入人群的LDL胆固醇基线水平高于目前指南的靶目标。这表明可能他汀类药物的优化治疗不是很理想,那么non-HDL胆固醇和apoB在预测所谓的残余风险方面可能会被无形中夸大。目前血脂管理指南,无论是美国的、欧洲的还是中国的,都承认apoB和non-HDL胆固醇在其风险算法中的有效性,并将其用作指示降脂疗效的指标,但它们都没有强烈建议监测apoB及non-HDL胆固醇来评估残余风险。在他汀类药物使用不理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增加他汀类药物的强度似乎是降低残余风险的最重要的第一步,然后才应该是考虑apoB和non-HDL的监测来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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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患者LDL-C 可能的最佳目标值是多少?

本研究基于经典实验ODYSSEY OUTCOMES研究结果进行PSM分析,发现阿利西尤单抗治疗后LDL-C水平为50mg/dL的患者依从性较差,获益较少。而治疗后LDL-C水平<15mg/dL在有限时间内不存在安全问题。尽管很多学者对心血管疾病的降脂治疗提出“越低越好”观念,但大多数生物学关系都有一个生理作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有益的影响可能是不可预期的。既往他汀药物研究汇总数据提示降低LDL-C水平明显降低心血管患者MACE发生,存在对数线性关系,但如何达到最佳范围一直是难以实现目标,PCSK9抑制剂出现之前,他汀类药物很少将LDL-C降至25mg/dL以下。本结果表明,与达到LDL-C水平25 - 50mg /dL相比,达到LDL-C水平<25mg /dL没有明显优势,这也符合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心脏病学会的指导,即当达到的LDL-C水平<25mg /dL时应采取谨慎的方法。该研究也具有一定不足,如TWMA LDL-C值<20mg/dL时,TWMA LDL-C值与MACE之间的关系具有广泛的置信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关于MACE的风险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研究平均2.4年的观察结果不一定预示更长期的疗效。同样,相对短时间暴露于极低LDL-C水平的安全性可能并不意味着这种水平的长期安全性。我国冠心病患者血脂达标率不足20%,且PCSK9抑制剂尚缺乏更多远期临床效益和安全性证据,谈论如何将LDL-C控制到极致的水平还尚早。目前提倡积极降脂,将“低一些更好、越低越好”作为降胆固醇的基本思维,有利于提高公众对降脂治疗的认可度和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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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抑制剂和他汀类药物对1型糖尿病青少年的血管作用

这是一项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旨在评估ACE抑制剂和他汀类药物对1型糖尿病高危青少年许多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指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青少年期短期使用ACE抑制剂治疗后能够改善内皮功能,而他汀类药物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发现提示我们可以通过早期识别和治疗亚临床的变化,而为将来的临床决策提供参考,亚临床变化可能是增加1型糖尿病CVD风险的基础。该试验的不足之处是该研究的观察时间较短,因此需要进行长期随访以评估ACE抑制剂是否对心血管健康具有长期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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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I/ARB致癌or治癌?

ACEI/ARB在癌症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在目前已发表的研究中,该研究是最大的一个揭示ACEI/ARB具有显著抑癌作用的研究。既往研究没有将结直肠癌分组为已确诊的结直肠癌和内镜检查后发生的结直肠癌, 故ACEI/ARB对内镜检查后发生的结直肠癌的潜在好处可能被掩盖。由于腺瘤到癌是个缓慢进展的过程,所以该研究的作者认为ACEI/ARB抑癌作用的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遗漏的腺瘤或癌的快速进展来发挥作用。其基于的理论基础是血管紧张素II可刺激新生血管形成,ACEI/ ARB则可显著抑制肿瘤血管形成,生长和转移,进而延缓肿瘤的进展。研究中的持续时间和肿瘤反应的相关分析也进一步论证了药物和肿瘤发生的因果关系,从而加强了该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但由于该研究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其研究结果需要后期大型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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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I/ARB增加Covid-19感染风险?NEJM怒发三文

由于SARS-CoV-2通过病毒突刺蛋白与ACE2的膜结合形式进入人体细胞,加上此前一些研究发现在重症或死亡患者中,COVID-19患者心血管合并症的发病率较高,而ACEI/ARB是此类患者的常用药物。因此有些人认为ACEI/ARB可能会上调ACE2的表达,增加SARS-CoV-2靶分子的可用性,从而增加患者对病毒的易感性。甚至部分媒体提出停用ACEI/ARB药物的建议,这可能使得这些患者的心血管病不良事件风险增加。但这种理论假设并没有实际数据支持,可能是因为患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年龄更大,也更可能有其他合并症,因此这可以通过混杂因素来解释。而NEJM的这三篇文章用真实世界的数据共同证明了一个问题:ACEI/ARB药物与SARS-CoV-2感染的无相关性。β阻滞剂、CCB或噻嗪类利尿剂与感染Covid-19也不存在相关性。因此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为了减少新冠病毒感染而停用ACEI/ARB,以避免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不能让假设影响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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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以下不同类型1期高血压的风险预后差异

在该项韩国国内青年人高血压分期及分类的研究,主要针对亚洲人群,对我国高血压防治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研究结果显示青年人2期高血压的CVD风险明显高于1期高血压,1期ISH、IDH或SDH的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均高于正常血压人群,其中SDH风险最高,因此青年人1期高血压亦需积极处理治疗。该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该研究的血压分级根据访视确定,缺乏严谨性。血压的测定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包括钠摄入量和心理因素,可能影响血压和心血管事件之间的联系。此外,研究排除了基线时服用抗高血压药物的参与者,因为人数少。研究指出对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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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患者对起搏器治疗的需求增加

该研究数据来源于瑞典5个高质量的全国性注册管理组织,几乎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并且随访时间很长,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该研究提示与普通人群的对照组相比,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心律失常的风险更高,对PM治疗的需求也更高。因此,患有2型糖尿病的患者属于发展为缓慢性心律失常并随后需要进行PM治疗的高危人群。但该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包括研究的观察性质以及对照人群中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差。对照组中有关心血管危险因素的信息缺乏,限制了进一步的亚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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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伤心” 饮酒、心脏生物标志物与房颤风险和不良结局的关系

该研究从大型的汇集数据中,观察到在不同类型的酒精饮料和饮酒模式中,酒精摄入和房颤事件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使在低酒精摄入的个体中也很明显。这种相关性既不能用心脏生物标志物浓度来解释,也不能用随访期间心衰的发生率来解释。心脏生物标志物浓度或HF与酒精摄入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项无统计学意义。饮酒的数量和模式与房颤的高发生率有关,多种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即使没有酒精性心肌病,慢性大量饮酒也与房颤风险增加密切相关。慢性饮酒通常与其他典型危险因素的高负担相关,如高血压、糖尿病、超重和肥胖,这些是房颤的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观察到的相关性。在一些观察性研究中,长期饮酒,特别是每天饮酒2次或2次以上,导致AF发生风险增加30%。轻度饮酒与AF发生风险的关系不太一致。有研究发现,每天饮用两杯酒精饮料与房颤风险增加无关。地中海酒精摄入模式在心血管高危人群中与AF的高风险没有关联。相反,大型荟萃分析表明,即使是轻度饮酒也可能增加AF。在7项前瞻性研究的荟萃分析中,kodama等人荟萃分析了14项研究得出结论:戒酒最有利于降低房颤发生的风险。但这些结论,尤其是在酒精摄入量较低的范围内,仍然是不确定的。本研究基于社区的大型研究,发现低酒精含量饮酒已经与房颤发生率的增加有关。该研究观察到饮酒与房颤发生率之间的非线性增加关系,独立于常见的混杂因素。非线性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由于样本量大,该研究有能力检测出即使是每天低剂量的酒精摄入量之间的联系。酒精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饮酒行为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心房颤动的风险。重要的是,在ARIC的研究中,可以证明饮酒者戒酒10年与房颤发生率降低20%有关。在一项随机试验中,戒酒减少了经常饮酒者房颤的复发。该研究没有观察到酒精饮料类型与房颤风险之间的巨大差异。所有这些都与房颤风险增加有关。该研究进一步观察到,酒精摄入与房颤事件的关系与心衰无关。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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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酌怡情”?不,“小酌”诱发房颤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它以房颤这个常见疾病为背景,选择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带给我们一些有趣的知识。首先,尽管临床已知饮酒与房颤发生相关,但除了戒酒,临床医生以往并无较为细致的饮酒干预方案。这种依赖于患者依从性和自我管理的干预方案效果如何并不清楚。正如上文所说,许多患者改豪饮为小酌,但这就能降低房颤的风险吗。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不!该研究的结果显示,饮酒的频率与房颤的风险相关性极强。这就提示我们,在临床干预中,可能需要对患者进行更加严格的戒酒宣教和管理,这对于房颤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这是一项基于韩国国家医保数据库的研究,其研究样本为东亚人群,这使得该研究的发现可能能够较好的为我国临床工作所借鉴。 该研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信息,具备重要的临床价值。饮酒与新发房颤的关系以及其中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考虑对患者说“戒酒,而不是少喝,才能远离房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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